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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保护生物多样性的最好办法是什么?

  专家热议:“就是生物资源的可持续利用”

  这个10月,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研究员、人称“蘑菇先生”的杨祝良很高兴,因为消失了36年的竹荪类物种“芳香鬼笔”,被他的学生在云南新平哀牢山上重新发现。

  同样高兴的还有84岁的中国著名民族植物学家裴盛基,老爷子在网络平台上开通账号“裴爷爷讲植物”,笑眯眯地讲述自己年轻时漫山遍野“寻花”的故事,年轻人纷纷叫着“裴爷爷辛苦了”,为老人点赞。

  坐在工作室,云南省农业科学院首席专家番兴明的身后是一株巨大的“玉米塔”,上面一层一层摆放着他和团队选育的玉米品种。“这只是一个展示,我们一共选育了40多个通过国家和省级审定的玉米品种,全部摆的话,肯定摆不下。”番兴明自豪地说。

  10月13日,在COP15上,三位专家通过线上线下的方式相聚在专访室。显然,相对于讨论保护生物多样性的最好办法,他们已经用漫长的实践得出结论,“就是生物资源的可持续利用。”视频那头,裴盛基说,就在最近,他和团队从西双版纳哈尼族所常使用的一种当地草药中,开发出了驱蚊油和皮肤药膏两种产品。

  民族植物学的根在中国

  “生物多样性和文化的多样性是协同进化的关系”

  将草药从西双版纳的林中带进实验室,实现人工栽培推广后,再将其重新送回家乡。小草还是那株小草,但从它身上研发出的两种产品正在产生经济价值。更早之前,裴盛基和团队将护肤植物的研究技术和企业合作,生产的护肤品不但让企业获得效益,更重要的,人工栽培植物在药用上的实践,更好地保护了野生资源。

  “利用资源,保护资源。其实,在傣医药传承中,在民族文化多样性中,都包含了很多知识,只是我们过去还做得不够。”作为我国民族植物学的开创者,裴盛基认为,民族传统文化信仰为保护自然生态作出了重要贡献。

  时间拨回到1981年,在中国举办的第一次环境科学学术研讨会上,裴盛基提交的论文《西双版纳民族植物学的初步研究》,令参会的美方代表感到“不可思议”:“在一个长期处于封闭状态,与世界主流科学隔离的国家,居然还有这么一位年轻的植物学人对西双版纳地区人与环境、植物相互作用的调查研究得出了如此有‘新意’的结论。”

  协同进化,这就是裴盛基对生物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之间关系的结论。他相信,人们在日常生活中,和植物有关的认知、信仰、习俗和神话故事等都属于植物文化范畴。植物文化不同于科学,但其中却蕴藏着无数的科学未知与秘密,是民族植物学研究的理想素材,“这些植物文化是老祖宗建立起来,一代一代传下去的宝贵精神财富,而这些财富最终成就了云南最早的生物多样性保护。”

  “民族植物学的根在中国。”专访中,裴盛基再三提及。这门原本由美国芝加哥大学植物学教授提出的学科,因为璀璨的华夏文明,以及在漫长时间中流传下的上万本典籍,而深深扎根于中国。对于裴盛基而言,曾经,他的脚步踏遍云南的密林深山。如今,他的团队开始抵达一些他还未踏足过的民族地区展开调查,积累资料,“我们希望在这个时代完成一份民族物种的系统资料。”

  用15年让羊肚菌不再昂贵

  “我们和物种是在保护中利用,在利用中保护”

  似乎是为了佐证裴盛基对于自然和人之间关系的概括,这个10月,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研究员杨祝良惊喜地发现,即使早已不是野生植物菌盛产的七八月,山里的菌种数量依旧可观,“这说明,生态环境质量变好,而自然也给出了相应的反馈。”

  对于生物多样性的最好保护,就是可持续利用。这句话体现在杨祝良的研究中,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羊肚菌。杨祝良和团队通过15年的努力,选育获得了20余个羊肚菌高产核心种质,解决了羊肚菌栽培产量不稳的瓶颈,在“春播夏收”、“夏播秋收”和“秋播冬收”等种植新模式下,曾经昂贵的菌种,实现了大田四季高效种植。

  杨祝良首先将种质送到了深度贫困的独龙族、怒族,迄今,杨祝良团队指导的羊肚菌技术已经在全国累计栽培16800余亩,帮助企业和农户增收1.5亿余元。

  “我们和物种是在保护中利用,在利用中保护。”杨祝良相信,若只是直接采集,资源会有枯竭的一天,而实现人工培育,将会让物种得到更好保护。在这个过程中,一些传统的观念也将逐渐转变,“其实野生菌种并不是大家所想的那么好,可能体内有比较高的重金属、微生物,所以我们可以养成新的观念,有好多东西,都比野生的更好。”

  类似的,还有被业内评价“很棘手”的牛肝菌科分类。杨祝良和团队联合国际同行经过多年研究,首次构建了世界牛肝菌科的分子系统发育框架,并对一大批分类混乱的菌种进行了澄清,其中一些研究被国际权威专家誉为“里程碑式成果”。

  如今,杨祝良依旧跋涉在野外,他最喜欢别人叫他“蘑菇先生”。“这还是一位小学老师起的。当时我去给一所小学做科普,老师介绍时叫我‘蘑菇先生’,我觉得特别准确,我不就是这样一个人吗?”

  一粒种子可以改变一个世界

  “我国玉米遗传育种研究已经从‘跟跑’到‘并跑’,进化到‘领跑’”

  同样奔波的还有云南省农业科学院首席专家番兴明,不过,他内心牵挂的玉米地遍及世界。因为小小一粒玉米种子,事关粮食安全。

  “1个11岁的孩子,身高还不足一米,营养的缺乏让他和同龄孩子有着很大的差距。”多年前,在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偏远山村看到的一幕令番兴明至今难忘,这位自称“玉米人”的科学家想要做更多的事。

  于是,他将选育优质蛋白玉米和鲜食玉米作为重点攻关课题之一,带领团队选育出“云瑞”系列等一批适应我国热带亚热带种植的高产抗逆玉米品种,多个品种先后入选农业农村部主导品种。其中,“云瑞88”等多个品种创下高海拔高产纪录,“云瑞47”在2012年云南干旱严重的情况下实现高产。

  “世界范围内有300多个玉米种质,但被我国广泛开发利用的仅三四个,玉米多样性匮乏、遗传基础狭窄对国家粮食安全的威胁是现实而又紧迫的问题。”番兴明说。为此,他想要走遍全世界玉米种植国家和地区。他曾因地面48℃的高温而晕倒在泰国的玉米试验地里,也曾因前往中非共和国开展合作交流,结果一同前往的13名专家中9人得了疟疾……

  终于,他走遍世界三分之二的玉米种植国家和地区,学习先进育种技术,引进大批玉米种质,并对种质加以驯化、改良。如今,通过钝化热带玉米的光周期反应,他引入的热带亚热带种质可以在我国北方正常开花结实,推动了热带玉米种质北移。他改良的玉米种质在伊朗、尼泊尔、不丹、印度、缅甸等国家和地区表现出优异的抗病性、抗旱性和丰产性。

  “多年来,我们团队累计向国内外发放玉米种质1万多份次,为我国玉米育种提供了丰富的种质资源和重要的遗传材料。”番兴明相信,我国玉米遗传育种研究已经从“跟跑”到“并跑”,进化到“领跑”。

  华西都市报-封面新闻记者 杜江茜 昆明报道

【编辑:刘星辰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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